實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建構“自由人聯合體”，是馬克思為之奮鬥一生的理論主題與價值追求。這從根本上決定了馬克思有關文明的洞見必然具有人學意蘊。如果說恩格斯把文明理解為“一種實踐事物，是一種社會屬性”，由此為文明觀奠定了存在論基礎，那麽馬克思把文明的“原則高度”理解為“人的高度”，則為文明觀賦予了人學意蘊。

馬克思文明觀的獨特性質

鑒於文明概念在馬克思的文本世界中具有多重含義，所以要先行辨析馬克思的文明概念，否則相關討論勢必淪為馬克思所批評的“這一切都是由於‘文明’的空話而說的”“庸俗的見解”。大體說來，馬克思的文明概念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文明概念是指人類擺脫了蒙昧野蠻狀態的“文明時代”。隨著氏族的解體、分工的發展和國家的確立，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這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明觀。

第二種文明概念是指各地域分別形成的文明樣態。馬克思既探究西方文明的發展脈絡，也關註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的歷史命運。這是文明的復數形式，即文明要素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表現形式，具有不同的文明面貌和各自的文明理念，因此是多元平等、交流互鑒的關系。

第三種文明概念是指社會發展的進步狀態及其積極成果。基於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人們把不同社會歸納為“未開化”“半開化”和“文明社會”。馬克思也沿襲這種文明觀，把“社會生產力（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任何增長”理解為“文明的一切進步”。

第四種文明概念是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社會狀態及其條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把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以往全部歷史都稱為“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與人類學的文明概念相比，馬克思的“史前時期”顯然是轉喻意義上的前文明概念，這反而彰顯出馬克思文明觀的真實意蘊。在馬克思看來，文明的真正開端，即“人類社會”，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終結。馬克思劃分“史前時期”與“人類社會”的判斷標準正是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如果說前三種文明概念是馬克思與其他思想家通用的文明概念，那麽第四種文明概念則標識出馬克思文明觀的獨特性。文明不僅被理解為社會客體的進步狀況，同時也被理解為作為主體的人的發展水平。

馬克思文明觀的主體轉向

與以往文明觀相比，馬克思文明觀的重心從社會客體轉向人的主體。他從主體方面去理解文明，實現了文明觀的“主體轉向”。根據唯物史觀，文明發展固然為人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而人的發展則是文明發展的原則高度。

首先，人的發展是衡量文明程度的評價尺度。之所以說前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相比於資本主義而言是野蠻落後的，就是因為人受製於直接依賴關系或依附關系而沒有獨立性，同時人的能力也“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同樣，與社會主義相比，資本主義也是野蠻落後的。一方面，資本主義沒有擺脫以往文明發展的“對抗規律”，文明“最後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少數人的文明是以多數人生活在“文明的陰溝”為代價的。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又增加新的矛盾，即人與物的顛倒。古代世界的崇高在於人是生產的目的，而現代世界把人淪為物的手段，物的發展則是以人的異化為代價的。

其次，人的發展構成了文明發展的內在動力。在馬克思看來，文明的發展動力源於人的發展，準確地說是源於自由時間。針對資產階級“資本等於文明”的觀點，馬克思指出，“既然所有自由時間都是供自由發展的時間，所以資本家是竊取了工人為社會創造的自由時間，即竊取了文明”。在此，馬克思直接把自由時間視為文明。因此，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勾勒出從必然王國通往自由王國的途徑時，他把“工作日的縮短”視為“根本條件”。

凸顯人的發展在文明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是要把人的發展同社會發展對立起來。基佐也提出，文明由兩大事實組成，即人類社會的發展及人自身的發展。然而，基佐把“人自身的發展”僅僅視為脫離物質基礎的“道德的發展”，就像施托爾希批評斯密只關註物質財富而要研究作為“文明要素”的“內在財富”。這些做法被馬克思斥為“文明的空話”，因為他們把人的發展與社會發展對立起來。在馬克思看來，人的發展與社會發展是同步展開、內在關聯的同一個過程，因為人“作為人類歷史的經常前提，也是人類歷史的經常的產物和結果，而人只有作為自己本身的產物和結果才成為前提”。

從“資本文明面”到“文明新形態”

馬克思文明觀的人學意蘊，不僅闡明人的發展與文明發展的內在關聯，而且旨在開辟人類文明經由“資本文明面”而通往“文明新形態”的發展道路。對人的發展而言，資本主義文明仍然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馬克思指出，全面發展的個人要想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相異化的普遍性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這就意味著，人們不能因為資本主義“敵視人”而停留在“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的浪漫主義想象之中。構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文明新形態，不僅要占有現代文明的積極成果，更要揚棄資本主義的異化狀態，“必須推翻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

首先，就人與物的關系而言，人的發展應當是駕馭物質條件的自主發展。明明是人創造了文明發展的各種條件，然而它們卻反過來成為異於人的桎梏，“使個性完全屈從於這樣的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采取物的權力的形式，而且是極其強大的物”，這便是資本主義的“文明之謎”。所以，通往自由王國的首要條件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其次，就人與人的關系而言，人的發展應當是普遍共享的共同發展。恩格斯指出，看似奴隸製在高度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中不復存在，然而“隱蔽的奴隸製始終伴隨著文明時代”，“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構成了“文明時代的基礎”。這種剝削不僅是剩余價值和物質成果的剝削，而且是自由時間乃至發展空間的掠奪，後者構成了比物質再生產更重要的“社會關系再生產”。這意味著大多數人的向上流動空間和自由發展條件的沉淪。就此而言，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僅是人人共享發展成果，而且是人人共享發展機遇。

最後，就人與我的關系而言，人應當高度自由地全面發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發展呈現出“身不由己”的狀態，人被局限在分工體系之中，甚至被矮化為機器體系的一個“零件”。就此而言，人的發展樣態在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呈現為“君子不器”的狀態，用馬克思的話說，“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

對人類文明新形態而言，“資本的文明面”既是人的發展的必要前提，也產生出種種限製。文明的發展過程也就是對這種限製的揚棄過程。在此意義上，讓“這種限製被意識到是限製，而不是被當作神聖的界限”，這便是當今時代要從哲學高度探討馬克思文明觀的全部意義之所在。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濟寧幹部政德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