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以其偉大、古老和延續至今而著名於世。人們自然會追問，如此偉大的中華文明，到底源於何時何地？其實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答案。女媧造人，伏羲畫卦，神農教民稼穡，黃帝一統天下，大禹劃分九州，歷代中華先祖的偉大功績彪炳史冊，見諸傳說，綿延不絕。中華文明當然就是源自“三皇五帝”，基於中華大地。但近幾百年以來，情勢大變，先是西方人杜撰出“中國文化西來說”，後有中國一些人發起疑古運動，內外夾擊，中國傳統的古史體系一度搖搖欲墜，甚至出現了“東周以上無史說”這樣的極端言論。復原實證中國古史的重任，就這樣歷史性地主要落在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身上。
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所擁有的高度發達、長期延續的物質、精神和製度創造的綜合實體
百年以來，安陽殷墟、鄭州商城、偃師二裏頭、襄汾陶寺、神木石峁、余杭良渚、慶陽南佐，一個個關鍵性遺址被發掘，一頁頁“無字天書”被揭開，商史成為信史，夏史基本成為信史，“五帝時代”歷史也有了諸多線索。考古證據顯示的中華文明開端從商代晚期，追溯到夏代晚期，從4000多年，追溯到5000多年、6000年、8000年……不斷向前延伸。百年來，我們見證了對中華文明的認識如何從被嚴重質疑到重新肯定，也經歷了中華文明自身如何從低潮走向復興。
大家都熟悉“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提法，但也有人說只有3700年，或者長達8000年。分歧為何會如此之大？需要從對“文明”和“中華文明”概念的理解開始。《尚書·舜典》中的“濬哲文明”、《周易·大有·彖》中的“其德剛健而文明”、《易·乾·文言》中的“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等等這些周代文獻中的“文明”，指人類在道德修養、社會在禮儀製度層面達到的高度。而現在中文使用的“文明”一詞，多指對西文詞匯“Civilization”等的意譯，一般將其解釋為與“野蠻”相對的高級社會階段或國家階段，也有學者將其理解為一套長久傳承下來的偉大文化傳統，或者人類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實際上，“文明”“文明社會”“國家”幾個概念是需要加以區分的。恩格斯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是將“國家”基本對等於“文明社會”而非“文明”。中華文明、兩河文明、埃及文明，都是延續3000年以上的原生文明，而非三個狹義的“國家”或者“文明社會”。我們不妨將“中華文明”定義為中華民族所擁有的高度發達、長期延續的物質、精神和製度創造的綜合實體。
很多人混淆了文明化進程中“起源”和“形成”這樣兩個階段。中華文明形成是從中華大地上最早出現早期國家算起，而形成之前還有一個相當長的起源過程，而且這個起源過程可以分成兩大步。
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中華大地上最早的人類已有大約200萬年的歷史，後來連續演化並融合西來人種成分形成中華民族的先祖。距今1萬多年，稻作和粟作農業在南、北方分別起源。距今8000年左右，南稻北粟兩大農業體系初步形成。距今約6000多年，南、北方都已是典型的農業社會。中國有著廣大的適合發展農業的地理空間和自然環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農業體系，能夠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給的穩定性，奠定了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堅實基礎。
發展農業最需要精準的農時，這只有觀測相當穩定的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間諺語說“二月二，龍抬頭”，指的就是東方的龍角星在地平線升起的時刻，也是華北地區開始春耕播種的時節。“觀象授時”在距今8000多年產生。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一種一端雙叉、一端有把手的骨器，類似漢代畫像上伏羲女媧拿的天規，還有一類骨尺類器物，這很可能就是“觀象授時”使用的“規矩”。“觀象授時”自然會引發對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地神靈的蔔問。賈湖發現的裝有石子的龜甲，浙江義烏橋頭和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的六畫一組的“八卦”類符號，都是比較明確的數蔔證據。湖南洪江高廟遺址還發現“天梯”或“通天神廟”遺跡，白陶祭器上也有這類“天梯”圖案，加上同出的大口獠牙的飛龍、飛鳳、太陽等圖案，顯示當時確已出現祀天行為和敬天觀念。高廟白陶上還有一種八角星紋和圓形的復合圖案，被認為寓意“天圓地方”宇宙觀，後來傳播到中國廣大地區。此外，賈湖龜甲上還刻有可能表示占蔔結果的符號，類似符號還見於甘肅秦安大地灣等遺址。令人稱奇的是，在和高廟相距遙遠的西遼河流域，同時出現了大口獠牙的“見首不見尾”的龍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國大江南北已出現“一元”信仰或宇宙觀。
發展農業還需要很穩定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在8000年前也已經出現了。黃河流域裴李崗文化、白家文化等有著土葬的“族葬”墓地，這在同時期的亞歐大陸其他地區罕見。這些墓葬將逝去的人深埋地下，裝殮齊整、隨葬物品，體現出對死者特別的關愛和敬重，表明已有了顯著的祖先崇拜觀念。同一墓地分區分群、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可能體現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親疏關系、輩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續一二百年甚至數百年之久，說明族人對祖墳有著長久的記憶和堅守，也為後世子孫在這塊地方長期耕種生活提供了正當理由和“合法性”。賈湖墓葬已有分化，大墓隨葬骨製“規矩”、龜甲、骨笛等“聖物”，而且墓主人基本都是成年男性，推測當時已出現祭祀首領和普通人之間的分化，可能已經進入到父系氏族社會。同時期西遼河流域興隆窪文化的環壕村落，房屋排列整齊，社會也是很有秩序。
距今8000年前，中國大部地區出現了秩序井然的社會和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產生了較為先進復雜的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包括宇宙觀、倫理觀、歷史觀，以及天文、數學、符號、音樂知識等，這些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傳承至今，構成中華文明的核心內涵。更進一步來說，當時中國大部地區文化已經初步交融聯結為一個雛形的“早期中國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經邁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距今約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的東莊—廟底溝類型在晉、陜、豫交界區迅猛崛起並對外強力影響，導致中國大部地區文化交融聯系形成以中原為核心的三層次的文化共同體，“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最早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正式形成。
廟底溝類型的對外影響基於其社會變革所迸發的強大實力。距今約6000年以後，作為核心區的晉南、豫西和關中東部，聚落遺址數量激增三四倍，出現了明顯的聚落分化，湧現出數十甚至超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在核心區的河南靈寶西坡等遺址出現了200—500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築，以及隨葬玉鉞的大墓，鉞當為軍權的象征。隨後出現了河南鞏義雙槐樹和甘肅秦安大地灣中心聚落，兩個聚落遺址面積都在100多萬平方米，並且都有殿堂式建築。
廟底溝時代其他地區也加快了社會變革的步伐。長江下遊的淩家灘文化出現100多萬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最高級別的墓葬僅隨葬玉器就達200件，隨葬品中的“洛書玉版”，被認為蘊含天圓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宮的宇宙觀，和高廟八角星紋一脈相承。大約同時期，在長江下遊的崧澤文化、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都出現大墓，長江中遊的油子嶺文化湧現出多座古城，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則有了牛河梁這樣的超大型祭祀中心。
我們看到，廟底溝時代的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出現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有了大墓、城垣、殿堂式建築，以及大量美玉、美陶等，其建造或者製造需要較為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和較高的技術水平，顯示已出現掌握公共權力的首領和貴族，社會開始了加速復雜化的進程，邁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中華文明正式形成
恩格斯提出國家有兩個標誌，一是“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二是淩駕於所有居民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以地區劃分國民，就是以地緣關系代替血緣關系；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也就是“王權”，建立在階級分化的基礎之上。以上述兩個標誌來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長江下遊和黃河中遊地區，至少已經達到了早期國家或文明社會的標準。
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以余杭良渚遺址為中心。良渚遺址有近300萬平方米的內城、630萬平方米的外城，有水壩、長堤等大規模水利設施。內城中部有30萬平方米的人工堆築的“臺城”，上有大型殿堂式建築，在級別最高的反山墓地，發現了隨葬600多件玉器的豪華大墓。在良渚古城周圍分布著300多處祭壇、墓地、居址、作坊等，可以分成三四個明顯的級別。諸多超大規模工程的建造、大量玉器等高規格物品的製造、大量糧食的生產儲備，都需調動廣大空間範圍內的大量人力物力，良渚古國無疑存在區域性的“王權”。
黃河中遊仰韶文化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是甘肅慶陽南佐遺址。該遺址發現有多重環壕，外環壕面積600萬平方米以上，遺址中部是由兩重內環壕和九座大夯土臺圍成的面積30多萬平方米的核心區，再中間為有圍墻的大型建築區或“宮城”，中央的夯土墻主殿建築面積800多平方米、室內面積630平方米。宮城附近出土了和祭祀相關的精美白陶、黑陶、彩陶，以及大量水稻。多重大型環壕、殿堂式建築、“九臺”的建造工程浩大，白陶等高規格物品的生產存在專業化分工，當時在黃土高原可能存在一個以南佐為核心的、擁有區域王權的“隴山古國”。
良渚和南佐都是短時間內集中建設而成的大都邑，建設需要調動較大空間範圍的人力物力，已經打破了原有各氏族社會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地緣關系，意味著早期國家的出現。不過這個時期的地緣關系組織或者早期國家，還限製在中國局部地區，因此可稱之為“古國”或“邦國”。當然，地緣關系的出現並非意味著血緣關系或族群的消失，實際上各族群只是經歷了一番“成建製”的整合，血緣和宗族關系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基礎。
同時期黃河中、下遊和長江中遊地區社會也都普遍加速發展，初步進入文明社會或者站在了文明社會的門檻，比如鄭州地區有以雙槐樹聚落為中心的“河洛古國”，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有城址及規模更大的墓葬，長江中遊屈家嶺文化有20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至少有120萬平方米。
4100年前中華文明走向成熟
距今約4500年，在晉南出現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擁有宮城、宮殿建築、高等級墓地、“天文臺”等。距今約4300年，在陜北出現400萬平方米的神木石峁石城，其核心的皇城臺雄偉高大，外有壯觀的石砌護坡，內有宮廟區及精美石雕。黃河以南的王灣三期文化則有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等重要聚落或者古城。這一時期的黃河中遊地區有可能形成了一個以黃土高原為中心的大型社會或者早期國家，陶寺古城最有可能是其都邑所在地。黃河下遊地區出現棺槨、隨葬品成套的臨朐西朱封大墓，長江中遊的石家河文化依然古城林立，四川盆地的寶墩文化也有了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的古城。
距今約4100年的龍山晚期，中原龍山文化大規模南下豫南和江漢兩湖地區，很可能對應古史上的“禹伐三苗”事件，隨即夏王朝誕生。按照文獻記載，夏朝初年夏王已經初步具有“王天下”的“大一統”政治王權，中華文明從此進入成熟的“王國文明”階段。距今約3800年前進入以偃師二裏頭為都城的晚期夏王朝階段，之後的商代和周代是更加成熟發達的文明社會。
中華文明的長存之道
8000年前中國大部地區已有“天圓地方”“天人合一”的“一元”宇宙觀，這是文化上的中國能夠融為“一體”，政治上的中國“分裂時向往統一、統一時維護統一”的根源所在。中國地理環境廣大多樣，文化上的早期中國自然具有“多元”結構或多個樣貌，中華文明起源也有不同的區域子模式。中華文明誠然是各區域文明社會互相融合、各地文明要素互動匯聚的結果，但黃河中遊地區文化和社會發展連續性最強，多數時候都具有中心位置，起到過主導作用，黃河中遊地區是中華文明之花的“花心”。
這樣一個“一元”宇宙觀和“有中心多元一體”格局的早期中華文明，既不同於西亞、希臘式的“城邦文明”模式，也不同於社會文化高度同質的“埃及文明”模式，而是將具有共同基礎的多個支系的社會文化統一起來形成的特殊文明模式，可稱為“天下文明”模式。“一元”宇宙觀和敬天法祖信仰、“有中心多元一體”格局或“天下文明”模式，以及誠信仁愛、內斂和合等文化基因，是中華文明長存於世的根本之道，也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根基所在。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耀世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